1、  斯诺研究的由来

 

     要讲述延安时期的新闻传播事业，就离不开当时活跃在延安的一批外国记者，如我们过去一直在研究的三S（斯诺、斯特朗、史沫特莱），其实，延安时期到过延安的外国记者还不止这三个人，还有爱波斯坦、乔治·何克（英国）、德国女摄影记者叶华（肖三夫人）等。而在到过延安的所有外国记者中，两个斯诺的名字最为中国人所熟悉，也是建国以来研究最多的。尤其是改革开放以后，在中国社科院等单位的倡议下，经中宣部批准，1984年9月20日在人民大会堂成立的三S研究会，邓颖超任名誉会长，黄华任会长。十年后的1991年的3月1日，中国国际友人研究会取代三S研究会在人民大会堂成立，当时的江泽民总书记题词祝贺，国家主席杨尚昆、全国政协主席邓颖超出席致辞。三S研究会30年前成立时，胡耀邦总书记说过，“对这些国际友人留下的极其珍贵的遗产，加以系统整理、开发、研究和利用，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和现实意义。”

 

     不能否认的是，在对所有国际友人的研究中，对两个斯诺的研究始终排在中美两国学术界、翻译界、新闻界的第一位。继1991年国际友人研究会成立以后，北京大学、陕西译协、华中师范大学等单位先后成立了自己的斯诺中心，美国密苏里州堪萨斯城也成立了斯诺研究基金会和斯诺文献阅览室。在美国出版了多种有关斯诺的著作，如《上海岁月》、《南行漫记》、《斯诺传记》等。而在中国，出版斯诺的著作和研究斯诺的作品则把中心放在了斯诺的前妻海伦·斯诺身上，更由于陕西斯诺研究中心主席安危先生以自己独特的条件，与当时还健在的海伦·斯诺保持了长达二十年的书信往来，并多次赴美国看望老人，帮她整理文献资料，从而掌握了大量的第一手资料，先后翻译出版了海伦·斯诺的著作《七十年代西行漫记》、《延安采访录》、《毛泽东的故乡》、《我在中国岁月》、《中国为民主奠基》及许多文论，使陕西成为名副其实的斯诺研究中心。

 

2、  斯诺研究这座新闻富矿在陕西

 

       回首陕西斯诺研究中心成立二十年，我要在本文中大胆的提出一个观点，如果说海伦·斯诺研究是中国新闻业的一座富矿，那么这座富矿就在中国的陕西

。

     毋容置疑，陕西是两个斯诺成就新闻事业的地方，被他们二人称为“第二故乡”。然而长期以来，在埃德加·斯诺光环的笼罩下，海伦·斯诺的新闻成就却在十年动乱中被人们淡忘了，我想无非有两个原因，一是1949年两个斯诺离婚后，埃德加的第二任妻子洛伊斯两次以斯诺夫人的名义登上天安门，海伦自然淡出中国公众的视野，直到1972年埃德加去世，中国媒体才以海伦的笔名报道了她重返中国的消息；二是从1937年她访问延安到1972年的35年间，她的研究资料出现了断层，人们知道更多的她是一位作家，很少有人从新闻学的角度对她进行研究，直到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她两次获得诺贝尔和平奖提名，以及从那以后在中国兴起的“海伦·斯诺热”，人们才发现海伦·斯诺在中国和美国获得的荣誉远比埃德加·斯诺要多。1991年中国政府把第一个“理解与友谊国际文学奖”颁发给海伦，时任中共中央常委的李瑞环在贺信中说，半个多世纪以来，她始终同情和支持中国人民的正义事业，写出了许多向世界介绍中国的优秀作品，对发展文学事业和新闻事业做出了重要贡献，荣获此奖当之无愧。三年后，第二个获得此奖的著名作家韩素音曾说过，“斯诺的《西行漫记》是一部了不起的不朽名著，而他的妻子海伦的写作也有她自己的地位。他们为介绍中国所做出的贡献应该得到一视同仁的认可。”1996年，在她去世的前一年，中国政府有授予她“人民友好使者”的称号。

 

3、  海伦是一名作家还是一名新闻记者？

 

     研究资料显示，1931年8月，24岁的海伦是带着美国参议员里德·斯穆特的推荐信来到中国，担任美国驻上海领使馆秘书，她曾说，“我在西雅图为基地的斯克里斯普·坎菲尔德报业联合会谋到了一个职业，但是所写的文章必须旨在振兴死去的旅游业，向有魅力的金色东方发展。作为特约驻外记者，我拍摄的第一幅照片，使报社的掌门人毛骨悚然。”她1931年8月10日的这个报道，比埃德加著名的《中国洪水记实》还早了四个月。由此看来，海伦初来中国时应该是一名旅游记者，只不过与埃德加的相识相恋改变了她的人生轨迹，用现在的话说，就是一名旅游记者改行做了时政记者。只不过八十年前的记者决不可与当下中国经新闻出版署颁发正式记者证的记者同日而语。

 

    许多学者认为，《西行漫记》应该是两个斯诺共同完成的，然而在我看来，除了她独立完成的《续西行漫记》外，她对抗日战争前后中国历史的变迁进行了嵌入式报道，其成就远远超过她的丈夫。最为突出的是，他不仅仅是一名记者，而且是一名活跃的社会活动家，以自己执着的敬业精神，参与到中国环境中，深入了解左翼作家，投身学生民主运动，冒着生命危险深入苏区采访，从了解中国、理解中国、介绍中国到热爱中国，实现了自己作为架桥者的理想。美国参议员奥林·哈奇评论她说，“斯诺夫人架起了一座友好的桥梁，把美国人民的心和中国人民的心连在了一起，让她的一生提醒我们：在世界上大不相同的政治制度背后，有着真正的人民，他们的心，他们的思想，相距并不遥远”。海伦·斯诺的作品，无论是文学作品还是新闻作品帮助这两个国家更好的相互了解，从而找到世代友好的共同基础。”

 

   1972年尼克松对中国的破冰之旅，使海伦·斯诺两次重返中国成为现实，从而产生了《毛泽东的故乡》和《重返中国》两部著作。由于她对中国国情的了解，得出结论也就从实际出发，看到问题的本质。她在《毛泽东的故乡》一书中写到，“我们必须从大的方面观察中国，这样就能淡化她的支流。（由于她两次重返中国，分别为1972年和1978年，正值中国动乱，作者注）从1921年到1949年，毛泽东和共产党使这个具有封闭思想的民族，第一次向世界上最先进的思想（社会主义）开放，要使全民族协调一致，实行这样一种变革，三十年是不够的，甚至五十年也是不够的。”即使是1989年政治风波以后，海伦·斯诺始终觉得自己有责任去澄清西方舆论对新中国的歪曲报道。她认为要从历史和世界图景中观察中国，理解中国人所选择的道路。她两次重返中国，均谢绝了中国政府对她的资助，把自己在三十年代收藏的字画、地毯、青铜器等变卖以后才筹够了旅费。她曾写信告诉安危，“我是作家，是新闻记者，我的一贯原则是如实报道和独立思考，不受外界因素的干扰。”这一点不仅是海伦·斯诺成就新闻事业的原因之一，也是中国新闻记者永远学习的楷模。因此我的结论是，她既是一个记者又是一个作家，或者说是一位记者出身的著名作家。

 

4、海伦研究事业急需薪火相传

 

      作为一座中国新闻事业的富矿，海伦·斯诺研究还有没有进一步挖掘的价值，回答当然是肯定的。曾几何时，一些目光短浅的学者曾预言，随着两个斯诺的相继去世，中国的斯诺研究也必然寿终正寝。明年是埃德加·斯诺去世30周年，也是海伦·斯诺逝世15周年，正如本文前面所述，在过去的三十年中，中国各界对两个斯诺的研究丝毫没有偃旗息鼓之意，而是呈现出一浪高出一浪的火热之势。事实充分证明，斯诺研究是一个永恒的命题，是一个挖掘不尽的新闻富矿。

 

    然而由于种种原因，三个看似不大的问题始终困扰着学术界。一是研究人员年龄老化，既能翻译又能了解那段历史的青年人才急缺，能称为斯诺研究的专家大多在七十岁以上，掌握在他们手中的珍贵的研究成果如不及时抢救，恐怕会随着这批人的去世而成为历史之谜。二是随着中国出版业市场化的加深，研究成果，甚至两个斯诺尚未翻译出版的著作均难以出版，如海伦·斯诺身后留下的几十本与中国有关的著作《一个美国人在华经历》、《东方日头西方月》、《传统中国妇女》、《旅华情操》等依旧没有面世。三是缺乏官方实质性支持。中国现有的斯诺研究机构多为民间自发的社团公益型民间组织，在目前中国畸形的官场生态环境中，这些民间组织生存尚且困难，何谈发展。

 

    对以上三个问题，陕西斯诺研究中心可以说进行了初步探索。如在过去十年中，凭着研究中心的一腔热情和“空手道”精神，相继创立了“海伦·斯诺新闻奖”和“全国大学生海伦·斯诺翻译奖”，举办过1996年的“斯诺月活动”，和2007年“海伦·斯诺诞辰100周年车轮上的国际学术研讨会”，编译出版了《毛泽东的故乡》、《中国为民主奠基》、《伟大的女性》、《斯诺评传》等著作。发现了一批有志于斯诺研究的高校青年英语教师，为下一步出版海伦的著作和继续挖掘斯诺研究这座富矿奠定了基础。但是，在争取政府实质性支持方面仍然裹足不前。

   
    从电视剧《走西口》的尴尬，到电影《黄石的孩子》的无奈，从花木兰的万花山，到炎帝故里之争，我们丢失的东西太多太多。陕西是两个斯诺的“第二故乡”，成立将近二十年的斯诺研究中心由于没有官方实质性支持，大量历史文献、音像资料长期束之高阁，急待抢救。央视和凤凰卫视等强势媒体多次采访陕西译协和安危先生，可见，陕西在斯诺研究方面确有独特的优势。湖北、宁夏、甘肃等省仅仅从资料中了解到斯诺曾到过那里，当地政府就不惜代价筹建斯诺纪念馆，相比之下，陕西的斯诺研究确有很大的发展空间，一旦官方给予适当的重视，斯诺研究一定会成为陕西又一张文化名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