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办《民主》杂志

文/安危

1937年1月的一天，斯本塞•肯纳德（J. Spencer Kennard）去盔甲厂13号造访埃德加和海伦•斯诺夫妇，他说，他得到基督教公谊服务会1,000元金币，要办一份基督教伦理期刊，想对中国的年轻人起到一些影响作用。他认定，埃德加和海伦•斯诺对青年人的影响，比其他在华外国人都要大，“没有别的人有资格主编这份杂志了。”他要把这笔钱交给斯诺夫妇自由支配，条件只有两个：埃德加•斯诺的名字要作为主编出现在刊物上；杂志的副标题要印上“实用基督教伦理期刊”。

海伦在肯纳德的名片上写了几个字——“放下一切吧，他给你出1,000元金币”，随手递给了斯诺。“我没有反对基督教伦理的意思，我是作为神坛童子长大的！”埃德加•斯诺高兴地放声大笑起来，“可是，我正在写书，忙得连一分钟都没有。”海伦非常赞同办刊的建议，并给她丈夫开出条件：只要斯诺肯把他的名字作为主编印上去，一切工作由她全包下来。她组建编辑部，每一期都会有一条独家新闻，发表斯诺手稿中的部分章节。他们还可以发表詹姆斯•贝特兰（James Bertram）关于西安事变的作品。这是一个多么好的机会啊！

肯纳德当即表态说：“好极了！好极了！没有比讲真话更重要的基督教伦理了，对公谊会教徒尤其如此。基督耶稣为了这一点，被钉死在十字架上。正是耶稣自己，发明了社会主义。如果你们不以为然，请读《圣经•新约全书》中的‘使徒行传’第二章。”

斯诺对爱妻创办刊物的热情，当然是全力支持的。他当即做出三项承诺：可以使用埃德加•斯诺的名字作为主编；可以使用他拍摄的照片；可以选用他尚未登记版权的任何一篇文章。在当时的中国，需要动员人民抗日，或准许人民起来抗日，但国民政府连这么一点权利也不赋予人民。海伦和斯诺不约而同地赞同这一办刊宗旨，刊名 democracy （民主）也是斯诺夫妇决定的，而且把democracy 刻意小写。海伦对办刊很自信，也有编辑的经验。她担任过小学校刊的编辑，担任过西部高中《年鉴》的副主编。海伦只是痛苦地意识到：她的“重要著作”的撰写，势必会继续后延。可是她心里明白，创办杂志正当其时，绝对正确，关键的时期就要到来。

她邀请梁士纯（Hubert S. Liang）担任编辑部会议主席，编辑部由梁士纯、斯本塞•肯纳德、海伦•斯诺、埃德加•斯诺和J•托德（O. J. Todd）组成。工程师托德因与梁士纯不和，辞职不干了。肯纳德又推荐了一位姓肖（Shaw）的新教士，此人发现编辑部的人“没文化”，不用大写字母写刊名，便扬长而去。他根本不了解斯诺夫妇用小写 democracy 的含义和良苦用心。一二•九运动的同情者哈利•普赖斯（Harry Price）、夏仁德（Ran Sailer）、张东荪、詹•贝特兰、艾达•普鲁伊特（Ida Pruitt），每人捐赠了150银元。基督教青年会会长爱德华（Edwards）答应寻找“保人”。于是，《民主》杂志就开办起来了。

斯诺夫妇1937年1月创刊的《民主》（democracy）杂志封面

编辑主任海伦•斯诺为创刊号撰写了论述中国与民主的方针性文章：“要认识到一切暴政和专制势力的暂时复活给文明带来的巨大威胁；民主力量为反对暴政和专制进行了许多顺利的斗争，而我们在民主的旗帜下，才得到了自己的社会地位…… 值得我们注意的民主的一个主要方面，是发现并传播反动势力的死敌、自由不可战胜的盟军——真理。”在人类历史上，民主有过不同的面孔和许多化身，其本质是升入较高社会阶层的流动机会以及发展与进步的权利。在当时的中国，则意味着：或动员人民抗日，或准许人民起来抗日。可是蒋介石太软弱、太恐惧，不会准许这样的事发生。他知道那样做，势必不可收拾，势必会威胁到他的统治。

《民主》（democracy）双月刊第二期目录

（1937年5月15日出版）

海伦已经组织好这份双月刊的头两期稿件，准备4月1日出版，然而直到5月才见到杂志。燕京大学校长司徒雷登（J. Leighton Stuart）论述中国民主的一篇文章，与埃德加•斯诺关于毛泽东的报道，并排发在《民主》杂志的第一期。除了梁士纯外，海伦是诚心热爱这个“孩子”仅有的人了。可是，当她3月开始筹划她的延安之行的时候，她不得不把这个“稚嫩的孩子”交给约翰•利宁（John Leaning）。这个人顾虑太多，不肯介入与刊物两个名称有关的事情。但是，他最后还是做了妥协，同意用“民主”作刊名，但坚决不同意用那个副标题。编辑部进行表决，放弃副标题，约翰同意留下，只是编辑部得付给他基本生活费，为他租赁一间房子，但他不允许斯本塞•肯纳德进入他的住宅区。

海伦和约翰有一个共同点，都喜欢奥格登•纳什（Ogden Nash）的诗歌，在设法拯救中国的那段时间里，海伦也没有失去美国人的幽默感。约翰爱听海伦讲双关语以及那些不根据前提推理的打趣话，有时甚至会把他的长烟嘴拿掉，惹得他大笑起来。他还在杂志上发表海伦模仿纳什的风格所写的一些诗句。斯诺夫妇在麦迪逊那座1752年的小农舍，就是约翰1941年帮助他们寻找的。

《民主》杂志的许多文章被翻译过来，在中文期刊上发表，引起国民党的注意，并反对它的亲共倾向。甚至连中国的死敌、当时南满铁路的日方总监松丘，为了他个人的目的，购买了400份《民主》创刊号寄回日本。1937年7月7日，日军进攻北平的时候，把正在印刷的最后一期《民主》杂志夺走，《民主》被查封了。杂志被查封半年之后，英国驻上海领事就竭力要求复刊。1939年，斯本塞•肯纳德从四川来信说：“弗朗克•普赖斯（Frank Price）想同梁士纯、海伦•斯诺一起参加复刊工作。” 

正是在盔甲厂胡同13号，海伦•斯诺产生了创办《民主》杂志的构想。在中国全面抗战爆发的关键时刻，这可能是中国出版的最重要的英文期刊之一。它虽然短命，却获得了巨大的、立竿见影的成功，“犹如黑暗的地平线上倏忽一闪的雷电，攻占了中国的知识界”。海伦对《民主》杂志情有独钟，念念不忘，她与编委们一直保持着联系。海伦在1982年的回忆中写道：

“梁士纯，1954年后，一直在南京大学教英语，1972年尼克松访华后，是第一个给我写信的中国人。1980年赴美讲学两年，1982年回国。”

“肯纳德，1939年从四川给我写信，请我去那儿帮助他复刊《民主》；1974年退休期间写信与我联络，他是基督教社会主义者。”

“哈里和贝蒂•普赖斯，在田纳西州的塞尔维县定居、执教，1975年在那儿庆祝他75岁生日，我收到了他们的请柬。”

“夏仁德（1898-1981），中国人民的忠诚朋友，一直支持和同情中国人民的革命斗争。于20年代初来到中国，在燕京大学执教20余年，回美国后任美中人民友好协会的主要负责人。1973年访问中国，同50多位中国的老朋友进行了交谈，几年后谢世，朋友们为他举行了悼念活动。”

“张东荪（1886-1973），20世纪30年代中国最有影响的知识分子之一，是我在燕京大学的黑格尔哲学教师，1931年建立国家社会主义理论，1944年成为中国民主同盟创始人之一。”

2020年6月15日 星期一

写于西安市未央湖畔